
【1975年初春,北京西山】“老向间群策略,你觉得二炮还能救吗?”叶帅放低声音,话音在小院松涛里打了个转。向守志愣了半秒,才用湖南口音回道:“只要还剩一根骨头,就能站起来。”
眼前的西山别墅并不奢华,屋里却摆着最新的国防日报和一沓急电。几位助手守在门口,没人插话——他们都听得出,这场对话关乎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的命运。那年春天,苏军坦克沿中蒙边境陈兵,越南战局也在急转;核讹诈的阴影,让北京必须有一支抬得起、打得准、吓得住的长剑。偏偏二炮正陷在内斗、人心涣散、装备停训的泥潭里。

叶帅开门见山地描出局面:“技术骨干被打成‘保皇派’,训练大纲说改就改,三套导弹旅只剩一套能拉得出,人心散了。”他停顿一下,“我需要一个敢拍板、懂导弹、压得住场子的人。”向守志没立刻表态,目光落在墙上那幅《沁园春·雪》。他心里清楚,八年离队,自己对新型号、新测控系统已经生疏;更要命的是,军中风向尚未完全扭转,复出即意味着再一次把身家性命押在刀口上。
镜头切回十年前。1965年深秋,他接到毛主席签发的命令,赴二炮任副司令员,主管实战化建设。当时的导弹部队刚完成东风二号夜间发射试验,人人扬眉吐气。可好景不长,1967年“林办”一通电话,把他这个还未走马上任的司令员打发到天津农场。饲猪、种瓜、放牛,轮番折腾四年,他却在日记里写下:“钢不能锈,身不能懒,脑不能停。”同事笑他傻,他只回一句:“命运弯弯绕绕,路终会接回主干。”
追溯更早,1934年他在湘赣边独立营当报务员;辗转抗战、解放战争,从排长一路杀成军长。淮海决战,他率部从侧翼切断徐州—蚌埠铁路;渡江战役,他又第一个抢滩吴淞口。1952年在上甘岭侧翼平康河谷,凭三门迫击炮拖住美第七师整整四昼夜,秦基伟拍着他的肩膀直说硬。那时他才三十七岁,却已被列入“能打敢拼的少壮派”。

也正是这种“能打”,让1960年的刘伯承、邱创成在总理面前推举他出任西安炮兵技术学院院长。那是中国第一所导弹学府间群策略,人手少、资料更少,老向干脆把苏联专家留下的俄文讲义“啃”成了口袋本。两年后,他听取试验场工程师汇报:“燃料管路震动超标,电缆插头全烧了。”他站在沙丘上想了半晌,只说一句“先解决密封,再谈点火”,团队由此找到突破口。
时间回到1971年元旦,专案组宣布对他“无罪、复职、补发工资”。这意味着他可以“洗尘”重回岗位,可组织仍在观望。于是他在军委大院读了三个月《弹道计算》和《电子对抗》,顺手把院里废旧的天线阵涂了防锈漆,连站岗的小兵都看在眼里。
1975年这场西山谈话,是一次真正的抉择。叶帅坦言:“调你回去,不只是看你的资历,更是要树一面旗。”向守志却仍谦虚:“我可以当副职,帮忙把关,年轻人冲锋。”叶帅摆手,“副职你肯干,下面就谁都不敢拍桌子。必须是你坐头把椅子。”
沉默几秒,向守志终于应下:“给我两条:一,把专业干部全放出来;二,试射指标我说了算。”叶帅爽快点头,“成,军委替你兜底。”

同年三月二十六日,他走进人民大学北院那排灰色平房,胸前挂着过期八年的司令员证件。办公桌上尘土厚得能写字,他没叫勤务兵,自己卷起袖子擦。第一条命令不是开会,而是让训练旅全员进场复训,一周后夜间实弹考核。有人担心准备不足,他斟茶只说三个字:“必须打。”那晚,东风三号准时点火,弹道数据漂亮到挑不出毛病。看着指挥显示屏上的绿灯亮起,向守志低声对测试员说:“这是‘二炮再生’的第一束火焰。”
紧接着,他把“精简—合并—轮训”三步棋推到位:机关削掉三成非作战编制;技术所与旅队合署办公,设计师直接进阵地;导弹旅按夏冬“两栖”轮训,南北倒挂,谁也休想在气候借口上偷懒。有意思的是,他还从空军拉来一支雷达保障队,硬是给二炮补上了末端制导的短板。半年后,历来掉队的第一训练旅在靶场交卷,圆满命中,靶后烟雾还未散尽,官兵已把旅旗插在发射车前。当晚的庆功会上,老向只喝了一口青稞酒,端杯时手却微微抖——八年沉浮,终于值了。
1976年到1977年,二炮连续完成八次重大试验任务,其中三次是改进型远程弹道箭,指标全部优于设计值。外电捕捉到信息后曾惊呼:“中国人在文化大革命尾声却突然提速了导弹计划。”他们不知道,提速背后的推手,就是那个曾在河南农田里与牛羊相伴的湖南汉子。

1978年春,军委考核成绩公布,二炮综合评效跃居全军第二,仅次于空军。有人问向守志秘笈,他笑道:“没什么妙方,捡起丢掉的常识,再加一点血性。”话音不高,却被不少年轻军官记在了笔记本最前页。
如今回看那一年,叶帅三句话、向守志两条条件,便把一支动摇的战略力量重新焊接起来。倘若没有那次西山密谈,中国的核威慑也许要在曲折中再多走几年弯路。历史没机会重来,而那些决定命运的取舍,往往只在一盏清茶、一声“老向”之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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