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1975年初春，北京西山】“老向间群策略，你觉得二炮还能救吗？”叶帅放低声音，话音在小院松涛里打了个转。向守志愣了半秒，才用湖南口音回道：“只要还剩一根骨头，就能站起来。”
眼前的西山别墅并不奢华，屋里却摆着最新的国防日报和一沓急电。几位助手守在门口，没人插话——他们都听得出，这场对话关乎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的命运。那年春天，苏军坦克沿中蒙边境陈兵，越南战局也在急转；核讹诈的阴影，让北京必须有一支抬得起、打得准、吓得住的长剑。偏偏二炮正陷在内斗、人心涣散、装备停训的泥潭里。
叶帅开门见山地描出局面：“技术骨干被打成‘保皇派’，训练大纲说改就改，三套导弹旅只剩一套能拉得出，人心散了。”他停顿一下，“我需要一个敢拍板、懂导弹、压得住场子的人。”向守志没立刻表态，目光落在墙上那幅《沁园春·雪》。他心里清楚，八年离队，自己对新型号、新测控系统已经生疏；更要命的是，军中风向尚未完全扭转，复出即意味着再一次把身家性命押在刀口上。
镜头切回十年前。1965年深秋，他接到毛主席签发的命令，赴二炮任副司令员，主管实战化建设。当时的导弹部队刚完成东风二号夜间发射试验，人人扬眉吐气。可好景不长，1967年“林办”一通电话，把他这个还未走马上任的司令员打发到天津农场。饲猪、种瓜、放牛，轮番折腾四年，他却在日记里写下：“钢不能锈，身不能懒，脑不能停。”同事笑他傻，他只回一句：“命运弯弯绕绕，路终会接回主干。”
追溯更早，1934年他在湘赣边独立营当报务员；辗转抗战、解放战争，从排长一路杀成军长。淮海决战，他率部从侧翼切断徐州—蚌埠铁路；渡江战役，他又第一个抢滩吴淞口。1952年在上甘岭侧翼平康河谷，凭三门迫击炮拖住美第七师整整四昼夜，秦基伟拍着他的肩膀直说硬。那时他才三十七岁，却已被列入“能打敢拼的少壮派”。
也正是这种“能打”，让1960年的刘伯承、邱创成在总理面前推举他出任西安炮兵技术学院院长。那是中国第一所导弹学府间群策略，人手少、资料更少，老向干脆把苏联专家留下的俄文讲义“啃”成了口袋本。两年后，他听取试验场工程师汇报：“燃料管路震动超标，电缆插头全烧了。”他站在沙丘上想了半晌，只说一句“先解决密封，再谈点火”，团队由此找到突破口。
时间回到1971年元旦，专案组宣布对他“无罪、复职、补发工资”。这意味着他可以“洗尘”重回岗位，可组织仍在观望。于是他在军委大院读了三个月《弹道计算》和《电子对抗》，顺手把院里废旧的天线阵涂了防锈漆，连站岗的小兵都看在眼里。
1975年这场西山谈话，是一次真正的抉择。叶帅坦言：“调你回去，不只是看你的资历，更是要树一面旗。”向守志却仍谦虚：“我可以当副职，帮忙把关，年轻人冲锋。”叶帅摆手，“副职你肯干，下面就谁都不敢拍桌子。必须是你坐头把椅子。”
沉默几秒，向守志终于应下：“给我两条：一，把专业干部全放出来；二，试射指标我说了算。”叶帅爽快点头，“成，军委替你兜底。”
同年三月二十六日，他走进人民大学北院那排灰色平房，胸前挂着过期八年的司令员证件。办公桌上尘土厚得能写字，他没叫勤务兵，自己卷起袖子擦。第一条命令不是开会，而是让训练旅全员进场复训，一周后夜间实弹考核。有人担心准备不足，他斟茶只说三个字：“必须打。”那晚，东风三号准时点火，弹道数据漂亮到挑不出毛病。看着指挥显示屏上的绿灯亮起，向守志低声对测试员说：“这是‘二炮再生’的第一束火焰。”
紧接着，他把“精简—合并—轮训”三步棋推到位：机关削掉三成非作战编制；技术所与旅队合署办公，设计师直接进阵地；导弹旅按夏冬“两栖”轮训，南北倒挂，谁也休想在气候借口上偷懒。有意思的是，他还从空军拉来一支雷达保障队，硬是给二炮补上了末端制导的短板。半年后，历来掉队的第一训练旅在靶场交卷，圆满命中，靶后烟雾还未散尽，官兵已把旅旗插在发射车前。当晚的庆功会上，老向只喝了一口青稞酒，端杯时手却微微抖——八年沉浮，终于值了。
1976年到1977年，二炮连续完成八次重大试验任务，其中三次是改进型远程弹道箭，指标全部优于设计值。外电捕捉到信息后曾惊呼：“中国人在文化大革命尾声却突然提速了导弹计划。”他们不知道，提速背后的推手，就是那个曾在河南农田里与牛羊相伴的湖南汉子。
1978年春，军委考核成绩公布，二炮综合评效跃居全军第二，仅次于空军。有人问向守志秘笈，他笑道：“没什么妙方，捡起丢掉的常识，再加一点血性。”话音不高，却被不少年轻军官记在了笔记本最前页。
如今回看那一年，叶帅三句话、向守志两条条件，便把一支动摇的战略力量重新焊接起来。倘若没有那次西山密谈，中国的核威慑也许要在曲折中再多走几年弯路。历史没机会重来，而那些决定命运的取舍，往往只在一盏清茶、一声“老向”之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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