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老廖大象配资，我是不是快自由了？”1960年12月14日清晨，沈醉压低嗓子问站在铁门旁的管理员。对方只是笑笑：“先去食堂搬桌子，别多想。”一句模棱两可的话，让沈醉心里七上八下。
半个月前，他在《人民日报》角落里发现“国务院第一○五次常务会议审议第二批特赦名单”一行小字，那天夜里他用被子裹住头，翻来覆去睡不着。自己到底会不会在名单里？想想当年在军统里杀伐果决的样子，如今这种惴惴不安，让他觉得脸上发烫。
搬桌子时意外发生了。他端着一盆月季，脚下打滑，啪的一声，花盆碎成几瓣。空气仿佛凝固。他赶紧举手认错，以为又要写检查。管理员摆摆手：“没事，赶紧收拾。”那语气像对待普通同事，而不是昔日军统少将。沈醉心里一动，却也不敢多想。
午后，布置好的礼堂坐得满满当当。宣读开始，名单一个接一个。沈醉先前的雀跃慢慢变成木然，他甚至出神地数着屋顶的灯泡。突然，法官念到“沈醉”。他没反应过来，旁边的管理员推了他一下，他才冲上讲台。手里的特赦证书微微颤抖，眼前一阵潮湿，字都看不清。
特赦的法律依据其实不复杂——1959年《宪法》修正后，国家主席有权对战争罪犯实施特赦。第一批千余人已先行释放，第二批中为什么会有自己？沈醉后来回忆大象配资，那一刻除了感激还有疑惑：我真配吗？
放出来不到四十八小时，组织通知他去北京工作，接受市委统战部领导。领导人选三个字——廖沫沙。沈醉心里“咯噔”一下：这不是当年军统黑名单里排前十的“赤匪”吗？更要命的是，他还记得自己当初怎么奚落张国焘，如果廖也拿这套回敬自己，那可真是报应。
火车从南京一路北上，窗外枯草连天。他闭着眼，往事却闯了进来。1941年，军统一次购入四辆崭新的别克。张国焘派人来要车。沈醉一句“给他派三轮”，把原延安中央委员硬生生驱赶到雨中。张国焘淋得像落汤鸡，冲进车库破口大骂。沈醉冷笑：“这里可不是延安。”张国焘气得眼眶通红，却只能干瞪眼。台阶上那声回荡的“不是延安”，像钉子一样钉在沈醉记忆里。
北京的冬天刮着刀子似的寒风，统战部办公楼却暖气十足。见面那天，廖沫沙摘下帽子，第一句话竟是：“沈先生，路上辛苦了。”沈醉愣了，急忙低头：“过去多有冒犯，请您恕罪。”廖沫沙拍他肩：“别背包袱，我没记仇。”短短一句，像拨开厚冰的暖流。
可沈醉还是不踏实。1961年春，他想去广州接前妻。按惯例，离京须批条。鼓起勇气去找廖沫沙，本以为要层层汇报大象配资，没想到廖当场签字，还脱口一句：“路费够不够？不够跟我说。”沈醉哽住，只能连声说好。
出发前一晚，廖沫沙邀他小聚。老式胡同，小木桌，几碟花生米，一壶二锅头，没有任何说教。廖举杯：“特赦不是句号，是逗号，你日子还长。”沈醉手心冒汗，还是把酒一饮而尽。那一声脆响的碰杯，让他忽然明白，自己再不是待审的战犯，而是被国家重新接纳的公民。
为什么会这样？沈醉后来总结，一是法律框架先行；二是政策思路——“区别对待，既往不咎”。党内对此有共识：以民族大义为重，别让私人恩怨绊住脚。放下屠刀、洗心革面，这句话不是空洞口号，而是对稳定局面的现实需要。不得不说，这种胸襟，让曾在军统摸爬滚打的沈醉都心生敬佩。
不久之后，沈醉被安排在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搞口述史，起初他担心没人理睬，一个电话打去，居然有老党员主动来对接。有人提醒：“你了解国民党高层内幕，这是财富。”沈醉这才意识到，原来自己也能为新中国出点力。
再往后，沈醉把在戴笠手下十多年的档案、代码、暗号与处置经过，一点点口述下来。每一次录音结束，他都会长长吐气，“这算赎罪，也算交代。”整理材料的年轻女党员笑说：“先生，我们不是要你赎罪，是让历史说话。”那一刻，他才真正放下心头大石。
多年以后，有记者问他：当初最怕什么？沈醉答：“怕报复，怕羞辱，更怕没人相信我能改。”停顿片刻，他补了一句：“其实是自己没放过自己。”旁人无言。
张国焘的三轮车往事，仍被旧友当茶余饭后趣谈。有人调侃他现世报。沈醉笑笑：“真报的话，也许没有今天这杯热茶。”说罢，他端起杯子，轻轻吹了口气，茶香袅袅升起，飘散在安静的屋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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