听着，1931年9月的午后——“朱毛把老蒋吓坏啦！”鲁迅晃着报纸嚷了一句，茅盾端起茶碗答声“可不是”，话音刚落，鲁迅眯起眼又追问，“那位叫毛泽东的策略宝，他今年多大？”
毛泽东那时三十八岁，远在江西指挥红军，却不知道京沪文坛里有人这样惦记他。实际上，两人第一次出现在同一座城市要追溯到1918年的北京。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搬书、抄卡片，月薪八元；鲁迅则常去三院课堂，也爱买古旧线装书。可惜一个忙着筹印《新青年》增刊，一个埋头给学生改作业，时间错得刚刚好，擦肩而过。
李大钊看人很准，他对毛泽东说：“你多和胡适、周作人聊聊，眼界会开得更快。”毛泽东照做了，也专门跑到周作人家里问白话文创作的门道。周作人笑谈时提到“我大哥写了篇《狂人日记》”，毛泽东当场把刊物翻完，只留下短短一句：“笔锋够辣。”谁都没料到，这位馆员后来会把笔换成枪。
1927年南昌枪响、秋收起义，毛泽东转身上了井冈山。上海的《申报》天天骂“朱毛匪部”，越骂名气越大。鲁迅最爱看广告栏下面那几条社会新闻，他看见“毛匪”二字，抬手点了支烟，对冯雪峰说：“北洋时期看他是书生，如今倒像真会打仗了。”冯雪峰笑：“书生也能带兵，先生信不？”鲁迅没接茬，却在日记里加了一行：“须多留心湖南人。”
第三次反围剿被红军粉碎后，国统区忽然弥漫“朱毛要北上”的传闻。那天鲁迅、茅盾、冯雪峰三人凑在一起校稿策略宝，谈到这里，鲁迅把眼镜往上一推：“蒋介石怕的不是兵，是‘农民起来’这四个字。”茅盾回忆自己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见过毛泽东，“人不高，嗓门大，讲话像打点子鼓，很会把复杂道理掰碎了说。”鲁迅听完点头，轻声一句：“难怪。”
1936年春，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带回“红军长征到陕北”的第一手消息，鲁迅病榻上立刻提笔写贺电。那份热烈的文字后半夜才完稿，他吩咐：“交给雪峰，让毛泽东知道，还有人记得他们。”电报经武汉、延安几经转手终于送达，毛泽东看完连说三遍“先生胸怀天下”，随后拍板：派冯雪峰进沪，建立秘密电台，也带一句口信——“山高路远，心同此心”。
冯雪峰回沪见鲁迅时，门外是特务的黑影，屋里却点着昏黄油灯。鲁迅听完口信，很痛快：“电台我来负责，缺电池就找内山完造。”说到毛泽东，他忽然笑出声，“将来若见面，我只问他读没读过《风声雨声读书声》。”冯雪峰在回忆录里写：“那笑容像久旱后的雨。”
鲁迅终究没能等到会面。10月19日凌晨五点，病情恶化，他叮嘱许广平：“雪峰若到，告诉他，红军要严防内奸。”话音落下不久，心跳停止。三天后，延安的短波里传来噩耗，毛泽东沉默很久，只拿毛笔写了四行：要求国葬、致许夫人唁电、告同志书、令雪峰主持丧事。字字直戳人心。
延安随后建起鲁迅师范、鲁迅艺术学院、鲁迅图书馆。开馆那天，警卫递给毛泽东剪彩用的丝带，他挥手：“不用此俗。”转身走进阅览室，随手抽出《故事新编》，扉页空白处写下：硬骨头策略宝，热心肠。
1940年夏，萧军进延安。毛泽东见面第一句话不是问创作，而是：“先生笔下的‘子君’，有鲁迅影子不？”萧军愣了下才答：“恐怕还是像您多些。”两人哈哈大笑。后来延安文艺座谈会定稿，毛泽东在稿纸边角浓墨写下四字：学鲁迅法。
抗战胜利、解放战争、建国，“鲁迅”这个名字始终跟着毛泽东的批注本一起上火车、进窑洞、登飞机。1956年《鲁迅全集》出版，毛泽东一次性买了三套：一套放中南海，一套送湖南老家，一套随身。张玉凤回忆，主席常拿铅笔圈出段落，旁边写“此语中肯”或“改天议”。
1961年鲁迅八十诞辰，毛泽东夜里写下两首七绝，挥笔极快，墨迹却稳。警卫看不懂“鉴湖越台名士乡”一句，他抬头解释：“绍兴出刀笔吏，也出真豪杰。”说罢把稿纸合上，“给新华社，别改韵脚。”
年老视力衰退后，他仍记得鲁迅诗里的那句“花开花落两由之”，和唐由之医生肖同字更显巧合。唐医生感叹：“主席记忆惊人。”毛泽东摆手：“我只背熟了一个人。”话没说透，但谁都明白，他指的是鲁迅。
1976年9月，毛泽东在游泳池边的小屋里度过最后一个夜晚。案头除经典兵书外，还摊着大字号《吶喊》。护士要收拾，他摇头慢慢合上书：“留着，明天再看。”那天之后，再无人翻动那本旧书，可书页间折痕尚新，似乎刚刚被人指点过最锋利的句子。
两位并肩而未谋面的巨人，一个用笔解剖旧社会，一个用枪劈开新世界；不必同桌饮酒，彼此却早已在对方的时代里留下深刻脚印。嚼起他们的字句与行动，会发现一种顽强的共振——对麻木说不，对黑暗开火。
恒正网官网提示：文章来自网络，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